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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英国环保生物学家卡鲁姆·罗伯茨曾说:每一代人亲眼见到自己那一代的环境,都会以为这就是自然或正常的现象,变动的环境基线会造成社会集体的失忆,让逐渐恶化的环境,以及野生动物逐渐减少的现象,几乎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  寻至渔村山野,走遍城镇乡村,我试图用数十位亲历者的记忆,拼凑出这一尾我们这辈从未亲近过的鱼。谁想,故事的最后,拼出的却是一封宁波写给大黄鱼横跨百年的情书:

  楝子开花石首来。在宋人范成大留下如是诗句之前,好像并没有人能说清,大黄鱼渔汛究竟存在了多少年。若时光倒回至上世纪50年代,怕是也没人相信,若干年后的某一天,当楝树兀自开花,大黄鱼却是再也不来了。

  大黄鱼渔汛,就像是一根刺,哽在每一个东海老渔民的喉咙里,每每提及,总免不了伤神一阵。毕竟,在属于他们的年代,这不仅仅是一个带着鱼腥气的符号,更意味着一年的希望有所靠,家中妻儿终能温饱。

  走访郑根兴的这天,宁波的天气格外的好。蓝天白云、海水浑黄,不知眼前的景象与那个人们记忆中渔汛尚未消失的东海又有何不同。我常在想:渔汛的消失,究竟是鱼群适应不了逐年变质的海洋环境,还是大黄鱼已被捕尽捞绝无法繁衍,抑或是聪明的它们也在逐渐进化,知道如何避开人类,躲到了再大的船也到不了的远海……

  正胡思乱想间,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男人闯进了视线。白衬衫、西装裤,一头花白的头发,架着一副金边眼镜,穿一双球鞋,看上去很是干练。他就是上世纪90年代,在象山红极一时的爵溪镇镇长——郑根兴。

  老郑是个老实且谨慎的人,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正襟危坐,脸上却风平浪静。平日里寡言少语,但每次发言总是直指要害,令人印象深刻。多年的采访经历,让笔者习惯于观察对方说话时的表情,老郑的就很是有趣。每被问及难以回答的问题时,他总不急着作答,而是习惯性地摘下眼镜,想上一会儿,好像模糊的世界更便于他思考,给出的答案也是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。

  每每采访结束,他都会总结性地说上一段,正经八百,语言架构有些类似于官方回复。相熟之后,老郑有次不好意思地解释说,做了那么多年的镇长,这“打官腔”的坏习惯怕是到老也改不了了。但所幸,也正因为他这老实且谨慎的个性,那些他口述中的黄鱼往事,反倒显得更加线岁的郑根兴没做过渔民,却藏了一肚子关于大黄鱼的故事。找到他,绝对是个意外的收获。用老郑的线个地方,这时间最长的就是自己家乡——浙江象山的爵溪镇。如今人们提起这个地方来,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举世闻名的针织业。但在地道的象山人眼中, 这个地方,几百年来,就好像一直在绕着大黄鱼打转。哪怕是到了大黄鱼渔汛消失后的80年代,大黄鱼鲞不再是爵溪人赖以谋生的商品,却成了他们走出大山,走向世界的“介绍信”……

  “你别看现在从爵溪到宁波,走高速,穿隧道,车程不到1个小时。但在30年前,这段距离,爵溪人可是要走上整整一天的。三面环山,一面靠海的特殊地理环境,多少年来都把我们爵溪人围困在这狭小的海边山坳里。走不出去啊……”山路崎岖难行,这海路便成了爵溪人谋生的唯一指望。因为倚靠着盛产大黄鱼的大目洋,爵溪自宋时,即有近海捕捞作业,至清时已蔚为渔埠,远近闻名。据史载,清光绪二十年(1894)有渔船200余艘,产鱼一万吨。民国24年(1935)有渔船180余艘,产鱼1410吨。直至大黄鱼逐渐减少的1967年,渔汛时,爵溪渔村仍捕获大黄鱼达3万多吨,为解放后的最高产量。

  “爵溪这地方,就好像是为大黄鱼而生的一样。”原以为老郑这话未免太过夸张,但查阅大量地方史料后,笔者却只能连连感慨:每一段与爵溪相关的记载,确实几乎都与大黄鱼有关。

  象山东乡靠山面海的爵溪,是个古地,早在唐宋年间已成村落, 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载:“县东游仙乡有雀溪保,在县东十五里。”明嘉清《宁波府志》载:“村西南一溪,东注入海,沿溪林木阴翳,乌雀甚多,故名。”又传说,明代有3人赶考,文思超群,只因地名雀溪,考官查雀溪原为流徙之地,不录。后3人再考,改雀溪为爵溪、始榜上有名。对此,还有个更靠谱的说法是,有乡绅嫌“雀溪”二字太过土气,还希望后世不仅向山海讨生活,还要读书做官进爵,故取“雀溪”的近音,改叫“爵溪”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  爵溪处象山海防要冲,县之咽喉,素有“无爵溪是无象城”之说,据新编《爵溪镇志》记载:“元、明时,镇上已加工黄鱼鲞,迄今600余年。”实则宋志及有关文献所载,早在宋代即有大黄鱼鲞产售,宋宝庆《四明志》云黄鱼“盐之可经年,谓之郎君鲞”。 爵鲞,向有“尤爱郎君风味好,美鱼珍重爵溪名”之誉,以其清白、形圆、干净、味鲜、咸淡适口,饮誉市场。旧时曾被列为贡品,甬城鱼市更有“爵鲞”不到不开秤之说。

  历史上的爵溪每逢渔汛便会人口大增。不但各地渔民、肩贩云集,上海崇明的冰鲜船,附近盐场的渔盐船,亦来此停泊,收买鱼鲜,供给渔盐,温台渔民则另辟蹊径,在爵溪城内设立公所,或渔商经营接洽处。抗日时期,象山县政府税捐收益大部分都出自爵溪,故渔汛兴旺与否,对象山经济影响甚大。

  渔汛时,各地商贾摊贩云涌而来,一众鱼鲜之中,金灿灿的大黄鱼绝对是多数人的目标。爵溪人向来都有大黄鱼丰收便要酬神演剧、设宴请客的规矩,故而不光酒肆茶楼生意兴旺,戏班杂耍也会循着商机,应时而至。各乡的亲友,也都在此时来爵溪看看故人,顺便买些鱼货。但本地渔民早出晚归,家家皆空无一人。亲友到来,亦无暇接待。亲友多熟门熟路,推门而入,反客为主,为渔家泡茶煮饭,代为看守门户。待主人归家,见饭菜已备,无不笑逐颜开。往往还会杀上几条透鲜的大黄鱼,撒上一把咸菜,便已是满室鱼香。

  看到这里,你或许也会对那个民风淳朴、人情味甚浓的年代,满是艳羡。但你不知道的是,这一派丰收景象的背后,爵溪人为这一尾大黄鱼付出了多少血泪。

  (二)在象山渔业发展史上,爵溪独捞船曾写下过辉煌的一页。它驰骋东海大洋,搏击风浪,常鱼虾满舱,誉驰浙江沿海渔场。据民国《象山县志》载:民国11年(1922),象山有独捞船130余艘。其中爵溪就有百余艘,为县内各乡镇规模最庞大的渔业船队之一。爵溪独捞船因单船围网操作故名。

  据传,独捞船先由福建传入三门县小雄镇浦霞村,于明代传入爵溪。后经爵溪船匠根据大目洋渔场特性,改造演变而成。爵溪独捞船船体狭长,一般船长15.3米,宽3.5米,吃水1.5米。载重量15吨至20吨,背舢板两只,主桅硬篷(帆),航行时,船头竖短桅1支,加一镶边篷,行驶快捷,调转灵活,无风、帆橹双使,左右船舷均可下网,操作简便,抗风能力较强,故有海上“赤兔马”之称。

  独捞船捕鱼时配员11人,老大1人,开船3人,独份4人(其中一人专门听鱼),雇工学徒3人,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。老大掌舵,根据听鱼者所示,指挥下网捕鱼,独份(出网者)4人立即放网,1人抛下纲,2人抛网衣,1人抛上纲连浮标,船老大根据潮流风向,转舵缓行,使渔网张开,形成弧形,纲举目张,渔船掉头拉回浮标,8人起网,拉起一片金黄,满目尽是大黄鱼。爵溪独捞船海况熟,家门近,得地利人和之优势,捕鱼产量每每高于外地渔船,曾有一独捞船一网便捕得大黄鱼3.6万余尾。

  但在这海上“赤兔马”尚未传入爵溪之前,渔民捕大黄鱼多以小船流网作业。哪怕是到了解放前,爵溪的大多数渔民还是生活贫困,没钱建造独捞船,仍用小船捕鱼且设备简陋,一旦遇上风浪袭击,往往船翻人亡。加之周遭海盗猖獗,抢劫勒索,故而旧时留有民谚:“三寸板内是娘房,三寸板外见阎王”。此外,所捕的鱼货,还要受渔栈、渔行、冰鲜船,鲞厂主及高利贷、佣金、税收等层层盘剥,故而不但荒年难以保本,丰年也被压价廉售,收入寥寥。沦陷时,日伪师长谢文达强向爵溪渔户勒去10亿元法币。日伪军借口保护渔民生产,派一营驻扎爵溪,每船派一伪兵强收渔税,每只船交黄鱼三百条。在海盗、日伪、的三重盘剥下,即使渔汛旺发,渔民生活也十分清苦。

  汛期一过,便上岸种番薯,砍柴,赶小海,勉强维持生计。哪怕是到了今天,渔谣里依旧唱着:“打渔郎,真悲伤,睡的活眠床,吃的卤汁汤,穿的破衣裳,父母泪汪汪,老婆肝肠伤。”这种表面繁华之后的悲凉,置于今日,实难想象。

  解放后,情况逐渐好转。1953年大黄鱼丰收,爵溪渔村89只独捞船获产22688担(每担为100斤),平均每船产鱼255担。鱼价平均每担8元。总收入达18.15万元。渔民生活得以改善。

  1954年5月14日,正值渔汛,全省千余艘大小渔船云集大目洋捕大黄鱼。下午突起8—9级偏北大风,一时风急浪高,温台地区103艘浮瓣小渔船顷刻即被掀翻,197名渔民葬身大海,渔场一片惨状,为大目洋渔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。唯独爵溪独捞船船体较大,抗风能力强,调转灵活,虽被大风刮到旦门、昌国一带,沿途却救起温台渔民多人。

  “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渔民,从前可是捕大黄鱼的能手。”郑根兴从未跟父亲出过海,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每年四月汛期,母亲总会带着他在古城沙滩上,迎着朝阳送父亲出海。桅杆如林,千帆竞发,帆影迭嶂,当时并不觉着有多壮观,现在想来却真是难忘。待到日落山头,渔舟唱晚,母亲又领着他站在沙堤上翘首盼着父亲归来。那时候,爵溪人打渔是清一色的独捞船,船型统一,可母亲老远就能从数百艘渔船中分辨出父亲的那艘。渔船一靠岸,大人们就会卷起裤腿,欢呼拥上。帮着卸一筐筐的金灿灿的大黄鱼。产量高的还会在船头放鞭炮。像老郑这样陪母亲过来的孩子为数不少,等的无聊了,就绕着一筐筐大黄鱼捉迷藏,踩着沙子逐浪去,弄脏了衣裳,也浑然不觉。

  “我只记得,那时候数百艘停泊在羊背山、牛门口一带的冰鲜船,都会挂起锃亮的汽灯,渔船靠拢卖鱼的时候,冰鲜船就发给渔船二盏灯笼作照明。千万盏渔灯在海面上晃动,可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好看。”

  “等大家把所有的大黄鱼从船上卸下来,天也黑了大半,开在沙滩上端的数百家大黄鱼加工厂都会亮起汽灯(那时没有电灯),把沙滩照的跟白昼似的。”千米平沙,堆满了金光闪闪的大黄鱼。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间,老郑总能听到父亲低声哼着那首他自己编的渔歌,时而跟旁边的人攀谈几句。可脚下的步子却没慢下半分,和其他人一起,麻溜地把一筐筐黄鱼搬到鲞厂屋棚下。那时没有冷库,不能将大黄鱼进行速冻冷藏,只能将当潮打来的大黄鱼送到鲞厂加工,腌制晾晒成鲞。爵溪城外的十里黄沙就成了晒鲞的最佳场所。据说,长达数千米的城东沙堤在民国31年就有鱼鲞加工厂216家,可谓盛极一时。

  眼下灯明人忙,各人都忙着手头的活计。鲞厂这头,鲞工们待黄鱼过秤后,就开始剖鱼取肠,腌制大黄鱼鲞。手起刀落间,不消顷刻,工人们便已是汗水涔涔,经验老道的往往手法利落,速度也快,总能看得旁人啧啧称赞。另一头,黄避岙乡的村妇,前岙村的织女,手臂上都挂满自制的各色布带,列队叫卖,或与渔民以彩带兑鱼。海棠糕、梅花糕、碗儿糕等各色糕饼点心遍布沙滩的各个角落,货郎摊琳琅满目,闽语温腔,南腔北调不绝,那样热闹的场景,怕是再过几十年,老郑也依旧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  那时候的大黄鱼可是捞也捞不完的啊。从宋朝元朝开始,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,那几百年的时间里,始终从未衰弱。每年的谷雨至夏至的两个多月为渔汛,小满至芒种的半个多月是渔汛的最旺季。那时候的大黄鱼汛,三个渔期笃定排列,称为“头水”、“二水”、“三水”,也叫做“立夏水”、“小满水”、“端午水”。每个渔期一到,大黄鱼就在洋面上发出密集的叫声。老郑听父亲常说,大黄鱼是会唱歌的,每年立夏后古历四月半水就会集群到爵溪大目洋、洋山岛一带产卵。

  故而爵溪人都把渔汛叫做“洋山”,把捕大黄鱼汛称作“抲洋山”。大黄鱼产卵时,海底是一片咯咕声,叫声此起彼伏,宛如清明雨后的田间蛙鸣,好不热闹。

  因为大黄鱼会叫,于是,便随之衍生了“听鱼”这项原始的打渔技术。 “听渔人”就好比当时的鱼群探测仪。渔船进入渔场,“听渔人”就伏在船舱里,耳朵紧贴船底,集中精神,若是听到了密集的鱼群,就叫船老大立马下网,往往都能鱼获满仓。据爵溪有经验的听鱼老者说,大黄鱼的叫法有九腔十三调,调子有高、低、重、浓、淡、薄、散之分;高音时像满洋青蛙倒案,咯咕、咯咕叫着,震人耳膜,远远就能听见。低音时,吱吱吱吱,就像煤油灯蕊燃烧一般。声浓时,喳喳喳,犹如急雨。声淡时,咄咄咄,宛若私语。随潮水涨落、鱼群密集分散而变化着的黄鱼调子是千变万化的。故有谚语说:雌鱼叫声丝丝,雄鱼叫声咕咕。二叫合一鱼则多。

  “大黄鱼除了会叫,捕捞时间也和其它鱼类不同。”说起这些,老郑显得有些眉飞色舞,他告诉笔者:我们平日里在电视上看到的捕捞画面,通常都是在晴空万里的天际下,一艘艘鱼船出海打捞各式鱼虾海鲜,可唯独这大黄鱼,却是要在夜晚捕捞才行。究其原因,让人不禁大开眼界:原来大黄鱼身上的黄色不是在任何时间都会产生的,因为腺下体色素遇到紫外线会被破坏,所以在白天捕捞大黄鱼时你会发现鱼身上的颜色与其他鱼类无异,全身白色,很少有金黄色的。但若是晚上捕捞则是通体金灿灿的,犹如穿上了一身金箔铠甲,天然形成,贵气十足。而这些都是老一辈爵溪人在长期海洋捕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

  “父亲说,自古以来,大黄鱼都是渔民心里的神鱼,所以若是抲上第一网大黄鱼,必定先捧着黄鱼到船舱,周游一遍,以求黄鱼满仓,满载而归,这叫做‘游满仓’。然后挑一条供奉船上的菩萨,供毕,老大吃鱼头,其余众人分吃。”可惜由于彼时年纪尚小,对父亲从前常念叨的“抲洋山”的情景,老郑却已是记忆模糊。

  (四)所幸,五六十年代,捕大黄鱼汛时的壮观景象,不仅留在爵溪人心里,更成为了那一辈渔人共同的集体记忆。走访中,不少外乡渔人对当时场景的描绘,可谓淋漓尽致:渔汛时,大目洋海面万舸云集,北至舟山嵊泗,南至玉环、临海、温岭、石塘、平阳,远及福建连江等地的渔民。停潮时,高高低低的桅杆几乎能遮住东海的半边天。此时,爵溪的城东沙滩、灰窑沙滩、日城沙滩、长沙和下沙及大岙沙滩的海面都泊满了渔船。渔船大小不一,形态各异,最小的应是黄岩乐清一带的渔船,载重不足2吨,仅2-3人作业,称“浮爿”船,飘在海上确像一叶扁舟。最大的是福建的打洋船,载重200-300吨,船员20多人,老婆孩子都带在船上;爵溪的独捞船,舟山的大捕船算是中等。

  渔民捕大黄鱼汛称“抲洋山”,最早见于南宋,兴盛于明清。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载:“三四月,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,曰洋山鱼。” 清乾隆间县人倪劢《蓬岛樵歌注》亦云:“渔家以立春后百日为头水,百十日二水,百二十日为三水,过此为花水。三水内,鱼多育子上浮。头水者佳,依次渐逊。定海县北海中有洋山,渔船多捕于此,谓之柯洋山。”

 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或闰年四月初八,各地渔船北上舟山岱衢洋一带洋面,采用大捕抛椗张网作业,捕“洋山”黄鱼。渔民抵抗不住大自然的,只能向菩萨保佑出海平安、渔业丰收,逐步形成出洋前祈求神灵保护“开洋”和渔汛结束返乡后“谢洋”习俗。

  浙江台州玉环的张正才应该比老郑要再年长些。所以对当年父亲建船队到象山爵溪捕大黄鱼的事也记得更为清晰。“我家住在清港凡宏海边。我们当地称到爵溪打黄鱼为打‘洋山’, 称建‘洋山’的人为桨年。”

  据张老回忆,那时打“洋山”的船一到象山爵溪,都会先找一户农家做落脚点,好安排船工住宿及后勤保障,爵溪人很热情,都会早早等在船埠头迎接。打“洋山”的船大部分都会被原来相熟的老房东家接走,也有被新房东接去的。船工们把粮食被服等暂时不用的东西从船里搬上来,寄放在房东家,以便轻装上阵,好去打鱼。房东不收房钱,船工们打鱼回来带几条大黄鱼送给他,就算作酬谢了。听父亲说,打鱼还要看天气、潮汛,遇到刮大风、小水潮只好上岸休息。打黄鱼就在南韭山内、泗礁边、大目洋、桃花、六横岛洋面,日出夜归,天气好风和日丽一天可多打几网,天气不好,一天则少打几网,捕得多一天就有上千斤,捕不着一天只有几百斤甚至几十斤。鱼一上岸,鱼贩们就蜂拥而上,纷纷抢购,虽然出的价格更高些,但父亲和他那些目不识丁的兄弟们,总觉着要为国家着想,还是更愿意把鱼交给国营的水产部门收购。

  外乡人到爵溪打“洋山”,看似风光无限,但其实也是凶险万分。“到爵溪打洋山风险还是挺大的,1960年一场风暴,把我们那里好几对打‘洋山’的船掀翻,不少人丧了命。我海山一位同学的爸爸就在那年海损中丧生,连尸体都找不回来。我一位远亲是凡海人,他命大,船翻落水后抱着一扇舵桨,在水上漂被人发现救上来。古话说讨海人与海龙王隔层板,在那科学不发达的时代确是如此。所以,自我父亲到爵溪打‘洋山’后,我母亲在家一直担心,天天点香求菩萨保佑我父亲一船人平安。”

  “打‘洋山’回来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。等父亲的船一靠岸,我们几个孩子就会争先恐后地爬上船。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凡是上到船上来的,都可以吃黄鱼饭。大人们早早就烧好了,正等着我们呢。”五六十年代,一餐黄鱼饭可是胜过现在的一桌佳肴了。如今回想起来,当年的滋味还是让人难以忘怀。

  在许许多多诸如凡宏这样的渔村里,很多人都没去过爵溪,可爵溪的大黄鱼,却寄托着他们这一辈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  (五)“可惜到了20世纪60年代,爵溪渔民赖以生存的大目洋渔场,因大黄鱼产卵期与捕捞同时,闽海渔船大量北上,渔船设备日益先进,捕捞量大增,大黄鱼资源枯竭。加以舟山渔民开辟大沙渔场,使大黄鱼渐失越冬场所。至60年代末,爵溪渔业一蹶不振。”说到这里,郑根兴长长叹了口气。1969年,老郑离开家乡去安徽当了兵,等1976年再次归来,大黄鱼已比记忆中的还要少了。有时看着父亲望着大海时的怅然若失,他也难受。连自己都安慰不了,自然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慰藉父亲。

  老郑告诉笔者,彼时掠夺性的捕捞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,使得一直靠半年捕鱼、半年卖鲞的爵溪人顿时断了活路。想上岸种田,人均耕地却不足0.3亩。63户镇民不得不迁居别处,砍柴、开荒、运黄沙、打石头、跑运输,日子变得越发艰难窘迫。这个昔日“黄金”遍地的小镇竟成了典型的“穷山恶水”之地,本地的女子争相嫁到山外,正如民谣所言:“爵溪城墙3丈高,龙虎把关富难望,山秃水穷浪击城,有女莫嫁爵溪郎。”

  “面对这样的绝境,是大黄鱼给了我们爵溪人最后的生路。”80年代,时任爵溪镇副镇长的郑根兴,见证了这座海边小镇在渔汛消失后的艰难重生。原来,过去每到休渔季节,爵溪人都会背着爵鲞到宁波、绍兴、上海等地贩卖。上海和绍兴,都是中国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地区,在贩鲞途中,聪明的爵溪人发现了当时晴纶服装的商机,利用知青上山下乡的机会,把几台上海人淘汰的旧机器抬回爵溪,开始生产晴纶衫裤,爵溪劳动密集型的针织行业由此发轫。

  对于这个经济落后的渔村而言,这仅有的 “爵鲞”就是他们走出大山,走向城市最好的“介绍信”。

  在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副秘书长司徒慧云的回忆中,当年爵溪人的形象,就是肩挑装满黄鱼鲞的编织袋的样子,跋山涉水来到上海,找到专家求教技术难题,还总是难为情地说,“拿不出像样东西,这些海鲜,不成敬意”。爵鲞虽不名贵,却是那个贫瘠小镇能拿得出手的唯一见面礼,那份诚恳最是打动人心。

  在郑根兴担任镇长的1990年,爵溪以创汇4624万美元的成绩,被誉为浙江省出口创汇第一镇,同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“中国乡镇之星”。“我当年还作为镇长代表去人民大会堂领奖了,闲聊的时候,几乎每个人都会跟我提起爵溪的大黄鱼。我这才发现,爵溪大黄鱼的消失,不仅仅是我们爵溪人的遗憾,更是我们那一辈人的遗憾。”

  “尤爱郎君(爵鲞别称)风味好,美鱼珍重爵溪名。”旧时名句,如今想来确是引人叹惋。

  作者:龚晶晶,自由撰稿人,独立调查人,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、高级记者,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、首席记者。辞职后,创办“明州世相”(微信公众号ID:Blingbling_inNB),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。著有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《追鱼》,编著历史纪实散文集《宁波往事》。

  关键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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